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
近日，教育部发文重申减少考试，成都、青岛、福州、厦门等十余城市宣布取消中小学非毕业年级的期末统一考试。《隽言教育》调查发现，在一线教学中，“减考令”带来两种现象：一方面，某些地区和学校考试频次“明减暗增”；另一方面，有学生因日常考得少“大考考哭”。
“减考令”带来两种现象
“近几年施行一、二年级不笔试以来，出现了一些三年级孩子‘考哭’的情况。”多位小学校长介绍，“一、二年级从来没考过试的孩子，在三年级第一次考试时，有的孩子写了名字就开始哭、有的孩子填答题卡困难……”
一位高一学生家长表示：“初一、初二考试很少，造成孩子没有考试的实战经验，遇到大考时容易慌乱甚至崩溃。初三期间，学校‘私下’进行了很多测试，锻炼了孩子心理和应考能力，孩子才能应对中考这样的大考。”
多位家长和校长告诉记者，“不少地区和学校以‘单元综合练习’‘质量监测’‘学业评估’等名义，变相组织频繁的纸笔测试。”据反映，一些学校非毕业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的各类检测试卷总量远超规定，挤占了大量本应用于新课讲授、互动探究和深度阅读的课时，学生疲于应付，学习兴趣与内驱力受损。”
频繁考试导致一些学校教学模式异化。多位校长指出，为应对密集的变相考试及讲评，教师教学节奏被迫加快，“满堂灌”现象回潮，课堂教学的启发性、互动性、人文性被削弱，学生消化知识、发展思维、表达创新的时间与空间被严重压缩，陷入“为考而教、为考而学”的循环。
校长和专家们分析，考试频次“明减暗增”的原因，是评价方式改革滞后，分数导向依然明显。
“行政评价导向偏差，加剧层层排名压力。”多位校长表示，部分教育行政部门仍沿用“唯分数”“唯升学”的陈旧评价观念，对学校进行简单化的考试分数排名或变相排名，导致学校为应对考核压力，将压力传导至教师与班级，进一步强化了“以考代评”“以分定优”的管理倾向。这种层层加码的排名机制，不仅违背了教育评价改革的初衷，也挤压了学校开展课程变革、探索多元评价的空间，最终使教育焦虑与负担直接传导至学生，影响其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。
不同阶段学生应区别对待
多位校长表示，他们理解政策背后的良苦用心：“政策反对的是对知识点反复训练、低效率‘刷题’式的考试。但教育惯性大，许多学校和家长难以摆脱‘分数至上’的思维，因此政策层面作出了强力引导。”
多位校长分析，国家政策倡导“减少考试频次”的背后是“强化素养导向”。“目前，从新课标到新教材，从中考到高考，都在强调培养思维和素养，让学生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。”
一位校长指出，小学、初中与高中在学业定位、目标上有本质不同，不应“一刀切”。初中、高中学生目标明确，即备战中考和高考，“只要中考和高考依然是一张试卷，突然的‘减负’或考试形式变化，只能导致‘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’，使实际的测评转入‘地下’状态。”
“若中高考选拔方式不变，仅淡化中学的日常和期末测试，反而可能加剧家长焦虑，催生更隐蔽的备考行为。”一位校长表示，日常测试改革应与中高考改革同步推进，探索多元录取方式，否则单一调整易流于形式。
多位校长和专家坦言，基层在“理想政策”与“现实操作”间面临矛盾。建议教育政策充分听取一线教师、家长的意见，了解一线教学的现实困难，更注重系统性、渐进性，在调整评价方式的同时，拓宽学生成才通道，强化过程性评价与综合评价。
应树立科学评价观
教育治理为何陷入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的困境？
“如果行政部门以分数、升学率排名来评价学校，学校又怎么可能不用分数和排名评价老师和学生？”一位校长说。
多位校长和专家建议：教育行政部门应树立科学评价观，推动课程与评价系统变革，坚决摒弃单纯以考试分数和升学率评价学校的做法。探索并推广以学生全面发展、核心素养培育为导向的学校办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，将课程建设、教学改革、教师发展、学生成长过程性表现等纳入评价范畴。鼓励并支持区域和学校开展课程整合、跨学科学习、项目式学习等课程变革探索，为学生提供多元成长路径。通过行政评价的“指挥棒”转向，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，营造“重素养、轻分数”的教育新风尚。
定期开展专项飞行检查与严肃整改。检查是否存在违规考试或变相考试，考试结果是否严格实行等级评价，是否存在公开排名、按分数奖惩学生或教师等行为。
全面推行考试计划备案与公示制度。要求中小学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，制定本学期详细的考试（含任何形式的统一纸笔检测）安排计划，明确每次考试的名称、性质（如期末、期中）、目的、预估时长，公示并报区教育局备案，将考试安排置于阳光之下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压实校长主体责任与加强教师专业引领。强化考核导向，将规范考试管理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实效，作为对学校年度办学质量评价、校长任期目标考核和教师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或加重扣分。同时，为教师提供具体方法指导和支持，帮助教师摆脱对频繁考试的路径依赖，提升课堂教学与评价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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